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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为地方感 何为地方感？ 用一句话概括，地方感是指人对特定地域发生的情感依附与心理认同。 因而有三个元素构成地方感：人，地域，感知。 很显然，地方感中的感知即是感受，也是认知，是对具体的山水、人文、街巷、人物的深刻印象。有四个特征--- 整体性。地方感是整个地域全部特征留下的印象，这个印象在情感和心理上是浑然一体的，潜存着，激发着，并持续发酵着。 社会性。地方感同时也是对一个区域社会的情感反映，包含着对这个特定区域人群社会的熟悉、融合和认可，自我个体与社群整体相互呼应，紧密联系，有着共同的生活内容和价值观。 文化性。地方感所含蓄的文化性，是说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必定给人以强烈印象，既有特殊的审美成分，又有教化认知的成分，显示出个性魅力。 生物性。地方感是一种特殊情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审美情感，它是以人的生理生物内涵为基础的，如对声光气色的感受，对自然景观和文物资源的情绪反应，都有着生理和生物基础。犹如古代诗人的登高伤怀、暮色生愁，因地理位置改变和时令变化，引起强烈的情绪性反应一样，都有着生物生理的成分在内。 可以分析一下宜春人的地方感。历史以来，宜春人对宜春的自我感觉是不错的，主要是就物阜民丰、风调雨顺来说的，自感山水好、物产好、气候好、灾乱少，特别是古诗赞誉：“我行宜春野，四顾多奇山。”“宜川三月水东流，秀出江南二十州”等等，更增自豪感。同时，宜春不仅自然景色好，而且城乡独具特色，民间概括“东门笋，南门塔，北门秀江桥，西门绣花楼”，地域特征跃然纸上。有词赞之：“南岸柳，北岸樟，化成岩下流秀江。大北门，古城墙，一架浮桥碧水上，袁山春台两相望。”又进一步具象化了。从这些诗词俚语中，可以看到地方感中透出的自得感和怀旧感。犹如上高人说“看不见蒙山就会掉眼泪”，充满着对上高乡土的挚爱和乡愁。而宜春人则以这些乡土特征为情感元素，时时观望着、怀旧着，执着的热爱和眷恋。无不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环境心理，自我欣赏，自我储存，自我扩散，成为定律。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一些较大规模的文体节庆活动在宜春的开展，如江西省第十届运动会，全国第五届农民运动会，已经八届的月亮文化节，加上城市化的迅速升级，新的地方因素不断涌现。有大型的体育场馆，有新建的高楼大道、公园亭阁，有成规模的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尤其是明月山的深度开发、温汤硒泉的成功运作，宜春的形象与知名度已异于过去，不同凡响。宜春人此时的地方感，其整体性更为丰富了，社会性更为深刻了，文化性更加厚实了，生物性所决定的社群品味更高了。地方感也就更强烈、更具冲击力，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发展趋势和更自觉的维护意识和自豪心理。 2、地方感的产生 地方感的产生，实质上也就是人们一种特别的情感和心理的形成。从过程分析看，地方感在构序上有一个培育、滋生、积淀下来的逻辑流程。 具体看，一个人出生并在一个地方成长，或一个人较长时间相对固定地生活在一个地方，他就必然融入并熟悉当地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生活，成为这种生活方式的习惯者和爱好者。比如说，说着和大家一样的方言，吃着和大家一样喜欢的食物，稻米、麦子或畜群的制成品、饭、面包和牛羊肉。穿着同样风格同样质地的衣饰，享受着这个特定地域（不同气候、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家）带给人们的全部资源，如历史、文化、风景、动植物、民俗、食饮、土产、教育、精神性格特征等等。当然，这种融入和熟悉需要较长时间的滋养，从而在特定地域的背景下，逐步建立起个体的生活圈、工作圈、朋友圈以及所有的关系圈，视当地为家乡或者第二故乡，由此形成有浓郁地方色调的情感心理。 融入并熟悉，是形成地方感的重要方式，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这个唯一途径造成的情感心理，又因为其他因素的参照，逐渐深化并固化。主要有两个参照： 第一个参照是距离。美学上有句话叫“距离产生美”，地方感亦如此。在开放型的现代社会，人群是流动的，但即便在封闭型的古代社会，人群也是相对流动的。当然，流动是相对特定地域来说的。人地关系既固定，又不定。一个人或一群人，都会有可能在一生中，多次或长时间离开融入并熟悉的特定地域，到外面的世界去工作、出差、办公、旅游、居住。这种暂时或永久的脱离，必与其长期生活过的地域产生或远或近的距离。这种距离会让他或他们的故乡留在记忆和情感深处，任何印记或信息，如照片、文字、影视、交流、会见乡人，都会唤醒这些情感和记忆。自觉或不自觉，这些对于故土的情感记忆，都会一次次的唤醒后，发酵成更丰富更深刻的“乡愁”，出现“谁不说俺家乡好”的骄傲心理。这都是距离作为参照的重要作用。 第二个参照是对比。距离是空间隔离造成，但无论有无距离，人们通过对外地域的观看，会对家乡持有一种对比心理。此地与彼地，孰长孰短，孰优孰劣，通过对比进一步认识家乡，深化情感。当然，人伦孝亲，人情喜熟，人的自然本性中，会对长期融入并熟悉家乡，持有明显甚至强烈的倾向性情感，此即“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种倾向性情感，是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感情动力，更是爱国文化的源泉。 如果说，熟悉并融入家乡是认同的开始，通过距离产生对家乡的“乡愁”则是依赖的开始，而对比，更是把自我个体的家乡故国情怀，推进到一个更高境界，产生对家乡故国的归属感。 乡愁情愫和归属心态，在一个特定地域的社会人群中，或者说，在他们的文化中，会出现一些有个性的人文意象或文物意象，永远保留下来。 从古代到现代，多少文人与诗人，对宜春山水的赞美，留给宜春人民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让宜春人民更加骄傲自豪。这些精神遗产中，秀江、化成岩、状元洲、文笔峰、袁山、春台、珠泉、北门、岭下、上下水关、鼓楼、下街、青石路、大成殿、箭道、考棚，以及郊外云谷飞瀑、仰山积雪、湖岗台、蟠龙寺、栖隐寺、邓表峰，通过无数文章诗歌的反复咏诵，成为各自独立的文化意象。在这些文化意象中，包含了多少乡愁情怀，多少怜山惜水，多少乡野市雅，是不难体会，不难表述的。在当代作家屠岸、杨佩瑾笔底，就通过对碧绿秀江、如烟如梦的化成岩的描绘，表现了这种人文意象。一个匆匆过客尚如此，久居其境的宜春人，又当如何呢？！ 3、地方感形成的基础 从环境心理学角度观察，地方感实际上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是理性的，更是感性的。如果说人与人的情感是地方感主体，则特定地域是地方感的客体。主体作用于客体，才能产生地方感，这是不移的事实。作为地方感的客体，有哪些构成因子呢，值得分析与探讨，借此深化我们对地方感的认识。 自然地理。这是构成一个地方感或地域的主要元素，包含有经纬度，气候，季风，山体，平原，河流，湖塘，土壤，动植物，矿藏，森林乃至天色。即以山而言，宜春境内有九岭山脉和包括明月山在内的武功山脉，其中的仰山、太平山、官山、五梅山，都是佼佼者。两条山脉所孕育的潦河、锦江、袁河水系，则更是滋润此方水土的母亲河，成为生命之源。在长江中下游，类似地域大同小异，但宜春地域却必然以其独特构成，别具一格，著称于世。 街区村落。千百年来，出于生存和便利农业、交通的需要，人类的绝大部分都是逐水而居，拓土谋食，逐渐形成村落和城镇街区。城镇街区是人群相对集中的社会区域，往往是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而村落则是较小的人群聚居地，更突显血缘、宗族的特征。这在中国尤其如此。一定地域的文化特征、文明特征，往往在街区村落集中体现，成为地方感的重要内容。比如袁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就在《天工开物》中较为明显的展示出来。其流域的两座府城，宜春和临江，即袁州府和临江府，无疑集中体现了该流域或该流域的各社会文化特点，成为历史标记，也成为袁州人和临江府人的标记。奉新上高，抗战时曾以繁荣被称为“小南京”，至今声名不减。袁州寨下，以尚武霸蛮闻世，至今亦为人瞩目。此即为浓烈的地域特征，成为上高人或寨下人的标记。 方言。一句家乡口音，顿使游子感慨万千。方言是地域人群的代表性符号，是“亲不亲故乡人”的身份证明。因此，方言往往成为识别性标志，是地域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方言代表着乡情乡俗乡气，沉淀了千年的文化血液和人文基因，更是地方感的重要内容。宜春方言分属赣方言的宜浏片和昌靖片，亦含客家方言，既相异又相通，既陌生又亲切，互相渗透甚至融合。特殊的语音和语法，外乡人不易掌握，成为宜春地域的显著标志，是宜春地方感的要素之一。 民俗乡风。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地域人群的社会演进和生活积累，自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以民俗言之，婚丧寿乐、年节庆忌、敬神驱鬼、人情礼数，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以民风言之，耕读传家、重农轻商、尚武崇文、或蛮狠嗜斗、好讼轻义，也是一方风气，积久成习。这必然形成一定地域人群的主体性格和精神风貌。宜春是吴楚古文化的相逐相融之地，楚文化的鬼神巫蛊和吴文化的尚文好商，皆聚集一地。故既有安土重返、耕读并举的传统，也有好勇霸蛮的巴楚风骨。此外，重视宗族，立祠开堂，年节祭祀，乡规民约，书院私塾，族产助学，庙会戏班，走艺传唱，龙灯龙舟，寻亲访友，皆独具风情，色调浓郁。成为地方感中最令人悸动、思咏不已的乡风乡情。 食品用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往往成为地方象征，非常个性化，唯一性，产生不可替代性，与地方共生共有。袁州的夏布、擂茶、红薯丸子、油茶，万载的百合、爆竹，宜丰的棚户、土纸，樟树的药、酒、盐，几乎是这些地方的代名词。积多少年滋养而成，是一方百姓的创造和宝物，也是物产优势和心理优势，我有你无，或我优彼劣，镌进历史记忆，沁入民众情感，挥之不去，念之不已，睹物思情，有一思百。因之，地域性土特产品，经常超越物质的意义，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地方信物，缺之不可，增之不能，以其本土型，独创性，升级到人文境界，作成地方感的重要内容。 血缘宗族。原始社会裂变后，男性为主的血缘接续成为农业社会与封建宗法社会的支柱，各地域遍布着各种姓氏宗族，聚族而居，农耕传世，血缘联系紧密，与区域社会血肉相联。近代以来，旧体制崩溃，新思想蜂起，社会变革激烈，血缘宗族与姓氏意识淡化，联系松弛，彼此相忘于江湖。改革开放后，宗族姓氏继续稀释，但文化寻根意识加强，各地纷纷修族谱、建祠堂，组宗亲会，寻根问祖，宗亲联谊。从文化的演变流转着，血缘宗族观念有所刷新或流布，是地方经济发展或社会发展的文化补充。如袁州大姓袁刘易彭，宜丰望姓熊蔡胡漆，皆有动作，是地域人群强化地域意识的一个来源。同时，各地域的各姓氏人群，不论内外，都在地方宗族血缘中，找到自己的世系血脉，寄托一份独有的情愫。 地方人物。每个地域人群，历朝历代都会出代表人物。他们是地方的精英，人人仰慕，成为标杆。人才出现的频率高低强弱，成为该地域兴衰旺淡的标示。袁州晚唐后不再出现人才潮，是历史之谜。但宜丰的陶渊明，丰城徐稚、熊佛西，万载龙榆生，奉新宋应星，高安刘恕，却能永葆影响力，说明文化人物的生命力超过军事政治人物，才学人物越过权势人物，道德人物超越功业人物。由此成为地方骄傲，渗透地方感。 特殊资源。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有特殊资源，但有特殊资源的地方必定为人称誉，甚至名满天下。所谓特殊，就是唯我独有，别人必无。袁州的钽铌矿、硒温泉，就是如此。容易识别的是特征，不能忘记的也是特征。历史文化资源更是这样，如樟树的吴城遗址，高安的元代青花瓷，奉新的百丈清规，袁州古天文台，铜鼓秋收起义策源地，上高会战遗址。文物往往成为怀旧与乡愁的信物，或睹物发思古之幽愤，或见迹生岁月沧桑之惆怅，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寺庙、墓葬、城墙、古桥、塔楼，如袁州的文笔峰、湖岗台、状元洲、化成岩，深深的锲入袁州人的心灵，永远不能淡去或消失。 4、地方感价值分析 地方感的构成有三个成分：人（自我主体），物（地域物象即自然客体），情（精神心理）。 试从价值层面予以分析：人是自我主体，物是自我客体，情则是自我主体作用于自我客体后，所产生的自我主体的精神心理。自我主体是第一存在，是地方感的核心存在。自然客体则是第二存在，是地方感的辅助存在。存在决定意识，这个意识就是属于自我主体的精神心理。 自我主体之于自然客体，有着绝对意义。主体不存在，客体无意义，精神心理更无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是自我主体的绝对性。 同时，自我主体作为第一存在，作用于自然客体和精神心理，必会发生三个不可不回答的问题。 a、我从何来？ 此问题的解决还须先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我是谁”并非是个玄学问题。从根本上看，“我是谁”与“我从何来”同义。从哲学层面看，人类生生不息，其来有自。次第回溯，人来源于宇宙天地，是物质的转换。“我是谁”曰：“我”是自然一份子，物质也。“我从何来”曰：从物质世界来。从事物运动变化的逻辑看，“我从何来”的何处，就是物质世界，或物质世界的一个局部，即某地域，袁州，万载，或上高等等。 b、我在何处？ 这个问题简单。如上所述，“我在何处”，即此时所处，某地某城某乡。自我主体在何处，即为何处人，宜春人或南昌人。当然，生长在某地并成长在此，如宜春或南昌，叫宜春人或南昌人。虽然后来离开了此处，他的籍贯依然为宜春或南昌，身份的明确往往就是自我主体的明确，同时也是精神心理的明确。 c、我往何处去？ 此问题较复杂。“往何处去”并非现实世界的“人往高处去，水往低处流”，迁徙、旅行、寻路、去之有向，向之可也。此只是自我主体的移动，或暂时，或长久，甚至永久。“我往何处去”实质上问的是一个精神归宿问题。没有必要进行玄学或神学的探讨，例如牧师或禅师会告诉你，你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情景。中国人敬天法祖，效忠土地，精神情感的归宿往往在实用理性的角度上，自然选择到现实世界予以寄托。是何处人就会情感流注到何处。此处此地即是“何处”，也就是自我主体和精神主体的归宿地。“我”是何处人，自当往何处，这就是答案。 这三个问题，说的是生命世界与非生命世界的对立与统一。是自我主体时时疑惑又必须明确的问题。在地方感的范式内，这个明确须如上所言。 再进而言之，自我主体的生命与灵魂，即主体与主体精神，又会产生AB两个现象系列： A是自我主体的生命系列。其走向是：生命个体之所由来→生命个体自始至终的生存经历，也即人生经历→生命个体在生命群体之中的位置，即其社会关系（亦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B是自我主体的精神系列，其走向是：我（自我主体）→家（自我主体所处的婚姻血缘客体）→家乡（自我主体所处的社群客体）→家园（自我主体所处的民族国家客体）。 A系列证明了自我生命的存在意义，是生命感的依托和延续。B系列是自我命运的存在意义，是自我生命的展开与依附。生命感与命运感，是地方感精神心理的核心部分，也是其价值所在。 自我主体的精神生命之放射，在宜春历代文人中比比皆是。 晚唐权相李德裕贬到袁州，失意零落，却绝不屈服。他在宜春写《山凤凰赋》以自况。山凤凰（一种类似山鸡有着漂亮羽毛的禽类动物）珍惜羽毛，宁被射杀，也绝不乱飞乱撞以保持尊严，李对此予以赞美。袁州状元卢肇则在被夺官职后，写《震山岩记》抒其隐居震山，与水为邻，日与友人狩猎吟诗的闲适心情，掩盖内心怀才不遇、失望怨愤的情绪。李德裕“羽毛自惜”，宁杀不辱，有气有骨；卢肇以震山游溪为志，追求自我放纵的闲适，都是其精神生命的特殊表达，令后人咏叹和追慕。 郑谷的《鹧鸪诗》，其乡愁表现得更为深切，“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为何如此？是因为久居此地的鹧鸪“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游子的乡愁，文人的惆怅，掺和着人生沧桑和命运的惆怅感，细细流入感悟着的心田。李德裕、卢肇、郑谷三个宜春历史名人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命运，展示了自我主体与精神主体的绝对意义。 5、展望与结论 对地方感研究的兴趣，不是个别或局部现象。西方学者数十年来的探讨，为地方感研究穿上了各种理论外衣，我们应予注意，不应盲信。 东西方人类的地方感，当然有共通性或相似性。如眷恋家园，寻问祖源，寻觅家族流转播迁的文化脉迹等，兴趣指向基本一致。但相异处不少，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作为大陆民族，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更高，生存与土地几乎融为一体。观念上极敬畏祖宗的权威，对血缘伦理特别看重，强调社会的稳定性、不易性。对土地和祖宗的地方感，表现出特殊的情怀。 我们还可以放开视野，作更为深入的观察。 原始社会解体前，起码在六千至一万年前，人类的地感是不存在的。那时的人类在地球上是不断流动的，或渔猎，或采摘，或游牧，逐食而居，不断迁徙。直至进入农耕社会，人类的物质生产和自我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化，这才有了人群的定居，王国城镇村落才可能诞生。定居变成久居，人类身份发生重大变化，地域开始成为身份象征，开始以中国人、朝鲜人、印度人互称，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也开始以中原人、江南人、两广人或云贵人互称。地方人与地方感同时产生。 事情并未停止。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又开始发生较大规模的流动播迁，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市场化，羊吃人，宗教战争，发现新大陆等等，人口的增减流转，令人目瞪口呆。但是，不管何种民族，也不管何种文化，动变中的人类，无一不亘古不变地寻找着他们的精神家园，与地方感的出现扭成一团，撕掳不开。 但新的因素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生态环境的恶化，促成新的生态观念的成型；人类新的信息和人际交往方式的出现，比如说互联网，造成新的文化体系和新型观念的出现；在生活理念与交往方式完全更新的地域，新的人际社群正在出现。新哲学，新体验，新精神，新趋势，蜂涌而来。这一切，为地方感注入无穷多的新鲜血液，新的时代来临了。但是，人们会惊讶地看到，人类在精神深处，积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沉淀下来的核心情感，那种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对生命归宿的叩问，对命运浮沉的探究，始终没有停息下来，仍然不可遏止。 地方感的进一步研究将在这个背景下继续展开，我们提示这一些，是想揭示：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地方感中的核心理念是不可逆转的。 文/刘密 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