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宜春人的政治理念宜春在经济战略上的失误，与我们宜春人的政治理念也不无关系。而宜春人的政治理念，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无限忠君和无私奉献。宜春是一个政治经历非常特殊的地区。从吴城的商文化遗迹看，她原本是江南政治文明开化最早的地区；但由于吴城政治文化的中断，又使她最终成了政治文明开化相当晚的地区。显然，昙花一现的吴城政治文化，并没有使当时的宜春人树立起国家政治的观念。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又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这是“赣”字最早的出处，也是典籍上对赣人的第一则描写；想必最早期的宜春人也就是这些赣人中的一批。晚一些的正史上则记载，宜春一带原为三苗之地，也就是现在湘西一带苗族同胞的祖先居住的地方。也许苗人就是由赣人进化而来的。他们在先秦时代之前，除了商代后期曾一度被北方来的吴城统治者统治过百余年之外，一直是宜春这方土地的主宰者。《山海经#;海内经》作于西汉初年，也就是宜春开始设县之际。可见直到这时，在文明发达的中原人眼里，赣人（自然包括宜春人）的形象还是如此的怪异！从史籍上的人口统计，也可以印证当时江西的蛮荒。西汉全豫章郡（大体相当于今江西全省）总共只有6.7万多户，约35.2万多人口。以现宜春地面居其五分之一计，约为1万多户，6万左右人口；三国东吴和晋朝在宜春设安成郡，统管宜春、新渝、萍乡、安福、永新等七县，总共也只有户，约2万多人。隋朝置宜春郡，后改袁州，统管宜春、萍乡、新渝等整个袁水流域，民户才增加到户，约5万人口；唐朝天宝年间，才发展到户，14.4万多人。到北宋，袁州四县民户增加到13万多户，人口32万多，加上瑞州11万多户，20万余人；临江9万多户，20万余人，在现今宜春1.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总共大约有居民33万多户，74万余人。由以上统计可见，宜春的人口直到唐朝才开始大量增长，到北宋才获得了迅猛发展。而且，这些急剧增长的人口，绝大多数不是由宜春的土著居民繁衍出来的。翻开当代宜春人的姓氏谱牒，可以明确地看到，当代宜春人大都是来自北方黄河流域的移民后代。例如宋姓人的始祖为商纠王的同父异母兄微子启，原本姓子；他帮助周公平息了武庚叛乱，周公便封他为诸侯国首脑，国号宋，爵位公，建都商丘；传国到公元前年，为齐国所灭；其子孙便以国为姓，南逃到了长江流域。再如陶姓人祖先为周武王弟弟属下负责制陶事务的官员和制陶工匠的后代，乃以职业为姓者。又如易姓在袁州区人口众多，其祖先为河北易水流域人，乃以地为姓者……如此等等。他们应该是东晋南迁，中国第一次北方人口大转移时，首先南逃到江、浙、闽和皖南等地的中原士族的后代，经赣中鄱阳湖一带辗转而来的。由于宜春没有直接受到晋朝北人南迁的影响，因而直到唐朝以前，还一直保持着很落后的社会政治状况，韩愈到宜春当刺使时，宜春还残留着部分奴隶制传统，韩愈治理宜春的重大政绩之一，就是释放奴隶。到唐朝，江东人口过密，于是大量西迁，观念落后的宜春土著终于一部分被后来的移民赶到了湘西、黔东一带，另一部分则被后来的移民所融化。也就是从这时起，由文明开化的北方士人后代带进的封建政治和道德观念，不仅在宜春这片曾经蛮荒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且与当地执拗的蛮人气质相结合，使传统的儒家政治道德观念变得更加顽强。于是，宜春的历史上开始出现了无限忠君和无私奉献的典型事迹。第一桩令人惊心动魄的大事便是，唐玄宗天宝14年（公元年）北方发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乱。为了剿灭反贼安禄山、史思明，捍卫皇朝，保卫皇上，宜春人老少出动，同仇敌忾，奋勇争先，参军勤王，前仆后至，奔赴战场。等到三年扑灭安史之乱后，袁州的民户和人口已由天宝年间的2.71万户，14.4万人，下降到了乾元元年（公元年）的户，人；足足有83%的宜春人倾家荡产，死于非命。宋朝则有宜春人夏协把心爱的女儿进献给皇太后当侍婢，后来终于成为孝宗赵眘的皇后；而他自己则终生穷困潦倒，寄居在宜春城南蟠龙寺里，最终贫饿而死。这个所谓“夏娘娘”的故事，至今仍为宜春人所津津乐道。清朝更有震惊中外的张勋复辟。为了捍卫神圣的大清江山和爱新觉罗氏的皇帝宝座，愚忠无比的辫子大帅张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复辟失败的前夕，面对老奸巨滑、落井下石的段祺瑞数万“讨逆军”的围攻，他把全家人锁在敌人炮火之下的私宅里，面不改色心不跳，神态自如，指挥若定，誓与段祺瑞战斗到全家殉难为止，决不改变保皇初衷。直到几位荷兰朋友拉他去外国使馆避难，他还在一位朋友的手上咬了一口。他和他的一家人，最后是被几个牛高马大的外国人强行“绑架”到荷兰使馆，才得以幸免殉难的。除了江西人（尤其是宜春人），可以说决不会有任何其他地方人能够做到对皇帝和朝廷如此忠贞。人家遇到皇室蒙难都跟着逃难或驻足观望，惟有江西人宜春人奋不顾身，英勇拒敌而不图报赏；人家遇到皇室选妃都把漂亮女儿东藏西藏，宜春人可好，皇帝不选妃，还要把漂亮女儿送进宫去。宜春人在任何时候都以顾全皇室和国家的大局为重，随时随刻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以便成全皇朝的利益。到得当代，宜春人无限忠于领袖和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是发扬光大。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最艰难的年月，宜春人自己勒紧裤带吃糠咽菜，还调出了数亿斤（江西共调出12亿斤，估计宜春约占三分之一）粮食支援中央；同时，民间还自动接纳了数以10万计的湖南、四川、安徽、浙江人，让那些在他们自己的乡土上无法维持生存的逃难者在宜春临时谋生，或长期居留；其中有数万湖南人在宜春永久安家，成了宜春地区各县（市）国有林业职工的主体；这些外省籍难民和他们在宜春生育的子孙加起来，现在足有一个中等县的人口那么多……宜春人所做出的诸如此类的先进事迹，可以说无一不是我们无限忠君和无私奉献的历史传统在新时代的生动表现。宜春人无限忠君的观念，还使得他们人人高度自觉地维护皇帝个人独裁专制的政治统治，时时处处事事注意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眼睛紧紧地盯着上方中枢，察言观色，令行禁止，说一不二。皇帝的圣旨不到，天堂的诱惑也不能叫宜春人轻移一步；而皇上的圣旨一下，即使是叫他们钻火坑，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而且烧焦了头皮还要虔诚地朝北而拜，谢主龙恩。总之，宜春人在皇帝的权威面前，永远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绝大多数的宜春人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独立意志，凡是事关政治，宜春人连芝麻大一点的事情也不敢自作主张，生怕一旦有失，危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宜春人的这番好德性，自然容易获得朝廷的欢心，使自己“少犯错误”，少受责罚。然而，奇怪的是，皇朝并不因此而格外器重宜春人。相反，朝廷往往还看不起凡事唯唯诺诺、不敢说出主见的宜春人。因此，唐朝宜春的两个状元都没当上庙堂高官。宋明两朝多是江西人主持朝政，可宜春人当官的仍是最高只能当到尚书；严嵩虽然当上了所谓“宰相”，结果也还是被皇帝老子革了命，最终落得个晚景凄凉。宜春人当了庙堂高官的也多没建树，反倒是那些身处江湖的中小官员，象况钟、宋应星等，还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至于宜春的老百姓，则更是吃亏受累的日子多。由于他们盲目崇拜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老爱找代表皇权的官府裁决事务（现在叫做上访），结果是常常在县官们的公堂上挨板子；而且历朝历代的宜春地方官在谈到宜春的民风问题时，还都要说到宜春“民多刁奸，好争讼。每以笔插于耳后或发髻，动辄书状，指以某条某款，争辩不休。”看吧，宜春人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热脸去贴了皇权的冷屁股。宜春人向皇朝奉献了全部的忠诚和所有的物质利益，皇权也认为这是应该的；而宜春人即使是因为过度信任皇权而给官府带来了一点点麻烦，官府就要在他们的屁股上打板子。然而宜春人仍然世世代代永不反悔。现代宜春人之所以始终坚持农业立区，以粮为纲，也正是因为我们自以为“吃透了”中央的精神：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能没有粮食，不能没人种田。虽然明知种田吃了大亏，但种田是为了稳定国本，为中央分忧。特别是江西还确实曾因多次在关键时刻及时输粮接济北京，而受到过中央领导的称赞，所以，宜春人宁可吃亏受穷，也要把田种好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