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霸陵县（邑）是长安城东郊的近县，境内有诸多重要的陵墓、祠庙、离宫、关梁，政治军事地位十分重要。该县原为秦芷阳，后因汉文帝在此县境内白鹿原上修筑陵墓而更名“霸陵”，《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文帝九年（前），温室钟自名。以芷阳乡为霸陵”，霸陵邑由太常直管，汉景帝前二年（前）薄太后葬于南陵，遂将南陵从霸陵邑中析置出来另置南陵邑。汉元帝时下诏诸陵分属三辅，霸陵邑归京兆尹管辖，新莽天凤二年(15)改名为水章县，更始元年(23)复名霸陵县，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撤南陵县并入杜陵县，曹魏正始五年()改为霸城县，“霸陵”县名遂废，前后共计沿用年。对霸陵县（邑）界的研究可追溯到清代乾隆时期，《咸宁县志·历代疆域图》：“大抵自白鹿原以北至渭皆秦芷阳（汉霸陵）地”，并附有地图示意。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王社教《汉长安城的闾里》、刘振东《简论汉长安城之郊》等文中也对县界有相关论述，但并无专门、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本文拟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地形地貌及考古材料，对两汉京兆霸陵县（邑）四界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促进西安灞桥区史地相关研究，不到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界变迁概述

霸陵县（邑）东临新丰、西邻长安、南邻杜陵蓝田、北邻阳陵高陵，汉初县界与秦芷阳基本一致。在汉景帝时南陵邑从霸陵县（邑）析置出来，到东汉时期省入杜陵县，导致南段县界略微北移动，不过县域大体格局基本稳定不变。自曹魏时更名霸城县以后辖地逐步变迁，尤其是南北朝时县域南部变化较大，霸城县南邻的杜城、山北、白鹿等县是在汉代蓝田县、杜陵县、霸陵县基础上改置而来，各县之间多有相互交错的“飞地”存在。至北周明帝时在长安县东部另置万年县、武帝时废霸城、杜城二县入万年县，此举彻底破坏了汉代以来的霸陵县（邑）境域格局。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四界考实

东界：霸陵县（邑）东部辖地有“霸川之西坂”，《三秦记》载：“白鹿原东有霸川之西坂，故芷阳也。”今灞河以东、临潼骊山芷阳沟以西台塬即“霸川之西坂”，又称铜人原。原上有秦东陵、高坡、井深沟、洪庆、刘家底街子、向阳公司等多处秦墓群，经历年考古发掘出土大量带有“芷”字陶文的陶器，表明墓主为秦芷阳县居民，直接证明文献所载属实，铜人原一直是秦芷阳、汉霸陵县（邑）辖地。铜人原北边缘在今临潼芷阳村——洪庆村——西张村——代杨村——灞桥吕家堡一线，此即霸陵县（邑）东界。在铜人原西北有汉成帝废昌陵（今临潼斜口窑村），属汉新丰县戏乡辖地，又按《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所载，废昌陵以北仍为霸陵县（邑）所辖，此段县界在临潼西渭阳村（坐标N34°26′50″，E°08′54″）——魏庄村——坡底村——贾村——高家村——郭王村——温家寨至铜人原北边缘一线，废昌陵所在地新丰戏乡凸入霸陵县（邑）境内体现了“犬牙相制”的划界原则。铜人原东南是骊山/蓝田山，《汉旧仪》载：“骊山者……此山多黄金，其南多美玉，曰蓝田，故始皇贪而葬焉。”按其所载，骊山南麓在秦汉时期名为蓝田山，属于蓝田县辖地，可见铜人原与蓝田山、骊山分属霸陵、蓝田、新丰三县所辖，铜人原东、南边缘在今临潼杨寨村——北沟村——土地凹——灞桥马坡——吴家坡——郭李村——安家庄（坐标N34°1517"，E°833"）一线，此即霸陵县（邑）与蓝田县交界，再往东便进入蓝田县“蓝田山”山区。铜人原西是白鹿原，在这两个台塬之间灞河呈东南——西北流向，俗称“蓝田川”，《三秦记》载：“蓝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铜铁石。”按其所载，“蓝田川”属于蓝田县辖地，故此霸陵县（邑）铜人原以南（今灞桥区安家庄）是以蓝田川（今灞河）为界。至于铜人原以南、灞河东岸华胥镇昭襄王陵和泄湖秦墓两处与秦芷阳有关的遗迹，今已证明与芷阳县无关，恕不赘述。

北界：《水经注》载：“《三辅黄图》曰：秦造横桥，汉承之，置丞，立石柱，柱南，属京兆，柱北，属右扶风。各分其半。”按其所载，汉代京兆尹（郡）北界是渭河，隶属于京兆的霸陵县（邑）北界同样也是渭河。不过汉代渭河故道绝非今日渭河的河道，渭河在历史时期的变迁以北移为主要趋势。近年发现的秦汉时期“渭桥”对长安城、霸陵县（邑）以北的渭河故道具有指示作用，年在西安市北三环外西席村、高庙村北农田两处挖沙坑中暴露了两座秦汉古桥。西席村北古桥正南为汉长安城“厨城门”，故被称为“厨城门桥”，高庙村北古桥正南为汉长安城“洛城门”，故被称为“洛城门桥”，后又在西安未央区草滩镇王家堡发现秦汉时期古桥，命名为“王家堡古桥”，因正北与阳陵、阳陵邑相对，故推测为汉景帝所建的东渭桥。可证秦汉渭河故道在未央区席王村——高庙村——草店村——王家堡一线，至西安警官职业学院浐灞校区附近与灞河相汇。在灞河以东的高陵耿镇有唐代东渭桥遗址，且附近有秦汉时期墓葬和遗址，推知渭河在灞渭交汇后沿着灞桥区南草甸——马家堡——耿镇一线东流。按《水经注》：“后董卓入关,遂焚此桥,魏武帝更修之”所载来看，曹魏时期仍在中渭桥原址附近重建渭桥，可见秦汉至曹魏时期渭河中游河道并未发生过大规模变迁，汉代霸陵县（邑）北界一直是秦汉时期的渭河故道，在今未央区席王村至高陵区耿镇一线维持不变。

西界：陵县（邑）西临长安县（长安城），原为秦咸阳长安乡，汉高帝五年（前年）始置长安县。对此段县界，今学者在汉长安城郊相关研究中多有论及，王社教《汉长安城的闾里》：“汉长安城东门及其城墙即为长安县界。”刘振东《简论汉长安城之郊》“（长安县）东郊与霸陵县为邻，大约以灞水为界。”霸陵县（邑）境内有枳道亭和霸城观，均位于灞河以西，《后汉书·郡国志》：“霸陵，有枳道亭。（集解）苏林曰：亭名。在长安东十三里。（索隐）云：枳道亭东去霸城观四里，观东去灞水百步。苏林云：在长安东十三里也。”此处“长安东”是指长安城东。西汉时期枳道起点在汉长安城宣平门，“枳道”从汉长安城宣平门起始向东经灞桥（今灞桥区段家村秦汉灞桥遗址）后东出函谷关，枳道亭距长安城宣平门十三里（约5.4公里），推知大体位置在今未央区团结村（坐标N34°20′38″，E°58′25″），霸城观则在枳道亭东四里，紧邻灞河西岸。由此可见长安、霸陵两县交界即非灞河、也非长安城墙，而是在二者之间。从文献记载来看，《水经注》载：“霸水又北迳枳道，在长安县东十三里，王莽九庙在其南。”此处“长安县东”指长安县（东）界以东而非位于长安城内的县城以东。按其所载，霸水和枳道相交处在长安县（界）以东十三里（约5.4公里），今长安城宣平门遗址至灞河二十里（约8.4公里），反推可知长安县东界距城宣平门七里（约3公里）。若按《汉书·百官公卿列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皆秦制也。”的理想状态来看，每个亭占地约四平方公里，从枳道亭向西五里（约2公里）也在城东七里（约3公里）处。所以“（长安）城东七里”就是长安、霸陵两县交界。从秦墓分布规律来分析，在西安北郊秦墓集中于北康村、尤家庄、凤城三路、张家堡等地，经考古发掘后出土大量带有“咸亭某里”字样陶器，墓主显系葬于此地的秦长安乡平民。自“城东七里”的魏家湾往东便再无秦墓分布，按照平民生于本县葬于本县的规律来看，未央区魏家湾一带（坐标N34°20′52″，E°58′25″）当为秦长安乡、汉长安县东界；西安北郊地势较为平坦，汉长安城东城墙并无曲折，霸陵县（邑）西界当与城墙平行，自魏家湾直向北延伸至秦汉渭河故道，即今未央区魏家湾——河址西村——吕小寨——韩家湾一线，韩家湾（坐标N34°23′11″，E°58′25″）是霸陵县西北界点。在枳道亭西南霸陵县（邑）与奉明县（邑）相临，此县由奉明园益户形成，而奉明园又来自于地名“广明”，是长安城之东的郭城门，说明奉明县（邑）是从长安县中析置出来的。在汉长安城广明东都门附近还有广明苑，即史皇孙与王夫人葬地，《汉书·武五子传》：“史皇孙、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苏林曰：苑名也。”又因为长安城郭城门均设置有外郭亭（即小城），所以《武五子传》又载：“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位于西安北郊的史皇孙刘进夫妇墓（又称王夫人墓）今已辟为文景公园，东距汉长安城墙约1.38公里（汉代三里），广明亭在其南临，现按“十里一亭”的规律测算，文景公园往东五里（约2公里）未央区凤苑新区当为奉明、霸陵两县交界，该地正北三公里恰是魏家湾。在刘进夫妇墓东南、枳道亭正南是龙首原，呈东北——西南走向，原上汉墓极多且大多经过考古发掘，不过土器物上未见有表示地名的文字，故此只能从墓葬群的时空分规律来推测。位于龙首原大明宫区域汉墓群与长安城联系紧密，年代多在西汉早中期，再向东则有约三公里的空白地带，至光大门黄土梁、辛家庙洼地才出现分布较为集中的汉墓群，年代多在西汉晚期与东汉时，可见这两处汉墓群应是不同城邑聚落居民死后聚族而葬形成的。靠近汉长安城的大明宫区域汉墓群隶属于长安县，而靠近灞河的光大门、辛家庙区域汉墓则隶属于霸陵县枳道亭，在两处墓葬群之间的空白地带就是县界，今未央区井上村——八府庄——三府湾一线。在龙首原南麓有六条余脉由东北至西南，分布于今西安城北红庙坡与南郊的大雁塔之间，称作“六坡”，位于六坡上的秦汉墓葬多被唐长安城遗址破坏，但也并非无迹可寻。今新城区长乐东路韩森寨有韩森冢，墓冢位于长乐坡中心海拔最高处，长乐坡原名浐坂，《太平御览·地部》：“《西京记》曰：浐水西岸有阪，旧名浐阪。隋文帝恶阪之名，改名长乐坡。”民间传说该墓是秦“庄襄王陵”并有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石碑，年经考古钻探后确定是先秦时期秦国公（王）级别墓葬。鉴于《水经注》明载庄襄王陵在铜人原、庄襄王陵的说法又起源于宋代，所以墓葬主人绝非秦庄襄王，今学者推测可能是悼太子或孝文王，无论是哪位秦王，按《史记·秦本纪》所载均为“葬芷阳”。结合秦公（王）陵墓独占台塬的建置规律，长乐坡整体属于芷阳县，台塬西缘八仙庵——西交大——沙坡一线当为县界。

南界：韩森冢南部是乐游原，台塬呈西南——东北走向，长约3.5公里、宽约～米，最高处在铁炉庙北侧。乐游原最初是秦杜县宜春苑的一部分，《史记·秦始皇本纪》：“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西汉称宜春下苑，包括今日乐游原和曲江池，宣帝时改称乐游苑并兴建乐游庙，《汉书·宣帝纪》：“三年春，起乐游苑。师古曰：《三辅黄图》云在杜陵西北。又《关中记》云宣帝立庙于曲池之北，号乐游。案其处则今之所唿乐游庙者是也。其馀基尚可识焉。”按《长安志》所载乐游庙在唐代“升平坊”内，今经考古调查确认乐游庙遗址在今雁塔区观音庙。可见乐游原整体属杜陵县（邑）所辖，台塬北边缘沙坡（坐标N34°14′41″，E°59′30″）——医院——张家坡——韩森东路/浐河西路口（坐标N34°15′39″，E°02′17″）一线即为县界。乐游原南、白鹿原西是杜东原，汉宣帝杜陵位于杜东原北部，《汉书·宣帝纪》：“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今经考古发掘发现秦汉时期属于秦杜县的马腾空秦墓、属于汉杜陵县（邑）的三兆村、马腾空汉墓均不过浐河，表明浐河是杜陵邑与霸陵县（邑）交界，浐河以西属杜陵县辖地，浐河以东的白鹿原属于霸陵县。按《关中图》：“白鹿（原）在霸陵。”不过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括地志》、《长安志》等文献相关记载可知，白鹿原并非全部属于霸陵县（邑）辖地而是分属霸陵、南陵、蓝田三县，其中霸陵县辖地在北、南陵县辖地居中、蓝田县辖地在南。世传汉文帝霸陵位于今灞桥区毛西村凤凰嘴，后经过考古调查以后发现此地并无汉代遗迹，江村大墓才是真正的汉文帝霸陵。江村大墓整体位于一个独立台塬上，在陵墓南、北部各有一条东南——西北向自然沟，南部自然沟起自金星村止于神峪寺沟，北部自然沟起自任家坡止于唐家寨，霸陵与窦皇后陵均位于两沟之间。按照秦汉帝陵独占台塬及文物遗存分布情况看，这两条自然沟即霸陵的陵园南北界。而薄太后南陵作为有别于霸陵的独立陵园，单独位于江村南部的自然沟以南。东汉时期南陵县（邑）并入杜陵县以后，江村南部东南——西北向自然沟便成为霸陵、南陵两县交界。南陵县（邑）有沂水，《汉书·地理志》载：“南陵，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沂”为“浐”之误，沂水就是浐水，又名长水。浐河由上游汤峪河、岱峪河、库峪河、荆峪沟等几个支流汇成，其中荆峪沟（鲸鱼沟）发源于今蓝田县白鹿原荆山西麓的毛家十字，在高桥附近注入浐河，流向为东南——西北向，又称荆溪或直接别称为长水。秦汉魏晋时期认为其是浐河主源，《水经注》载：“霸水又北，长水注之，水出杜县白鹿原，其水西北流，谓之荆溪。”荆峪沟（今鲸鱼沟）将白鹿原斜切分割为南北两个小型台塬，北部称为狄寨原、南部称为炮里原。汉文帝霸陵、窦皇后陵和薄太后南陵均在狄寨原上，而秦汉时期蓝田故城则在炮里原上，《长安志》载：“蓝田故城，在县西三十里（约14公里）。”按距离推算在今蓝田县留村一带，可见荆峪沟当是南陵县（邑）与蓝田县之界。南陵县（邑）东南界点是“蓝田谷”，《水经注》载：“《地理志》曰：浐水出南陵县之蓝田谷……浐水又北历蓝田川，北流注于灞水。”此“蓝田谷”是蓝田境南山诸谷之总称，而不是一条山谷。按其所载，浐河源头蓝田谷既属南陵县（邑）又属蓝田县，两县共有的河谷当为县界，蓝田县荆山西麓的毛家十字（坐标N34°453"，E°171"）即南陵县（邑）南界点。在白鹿原荆山东南、灞河东岸是隋唐蓝田县城（今蓝田县城），《括地志》载：“芷阳在雍州蓝田县西六里。”即从唐代蓝田县城向西六里（约3公里）便是芷阳县界。隋唐蓝田县城即今蓝田县城，从今蓝田县城向西三公里大体在白鹿原西边缘，由此推知白鹿原西边缘（灞河）即为芷阳与蓝田县交界，此段县界自自蓝田县毛家十字向北沿白鹿原西边缘至灞河（蓝田川）。

结语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自文帝九年（前）更名，于曹魏正始五年()改为霸城县，前后共计沿用年。汉霸陵（邑）北界为渭河，即今灞桥区南草甸——马家堡——耿镇一线秦汉渭河故道；东界自渭河向南，绕经废昌陵后以铜人原东边缘、灞河（蓝田川）为界；西界在“（长安城）城东七里”，今韩家湾——井上村——三府湾一线，向南沿长乐坡（浐坂）西边缘至乐游原北边缘，后折向西至浐河，以浐河为界向南至荆峪沟西口（长安区高桥乡）；霸陵县（邑）南界原为荆峪沟（鲸鱼沟），起自蓝田县毛家十字止于长安区高桥乡，汉景帝置南陵后以霸陵的陵园南界为县界，即今灞桥区江村南部自然沟，起自金星村止于神峪寺沟一线是为县界。（如图一）整体上看，除东部新丰戏乡（废昌陵）凸入霸陵县（邑）境内属于“犬牙相制”以外，其它各段县界均符合“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